|  | | 改革开放30年山西粮食综合产能显著提高
[第一食品网 2008-9-5 11:21:00] |
| | |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山西粮食从生产总量、种植结构到生产方式、种植理念乃至生产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而可喜的变化。粮食总产量从70亿公斤，依次迈上80亿公斤、90亿公斤和100亿公斤三大台阶。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不仅彻底打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农业结构，而且粮食作物内部结构亦顺应市场规律更趋效益性和多元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逐渐被市场化生产所替代。农业支持工业的原始积累时代彻底结束，形成了多方位、全社会反哺农业、保护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发展环境。
一、生产总量大幅增长，综合产能显著提高
30年来，山西粮食生产的增长呈现出两阶段发展特点：第一阶段（1978－1998年），全省粮食总产分别于1982年、1990年和1996年，依次迈上80亿公斤、90亿公斤和100亿公斤三大台阶。1998年，全省粮食总产达108亿公斤，比1978年的67亿公斤增长了59.8%，年均增长2.4%；第二阶段（1999－2007年），粮食生产经历了恢复增长与高位盘整时期。自1998年，粮食价格经历了持续五年的低迷，粮食生产效益滑坡，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由1998年的4945万亩降至2003年的4250万亩，五年中，粮食种植面积净减少695万亩，粮食总产亦徘徊在82－96亿公斤之间。2004年初，中央颁布一号文件，实施了“一减三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连续四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保护和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被提到空前高度。山西粮食播种面积持续恢复增长，四年中，除2005年遭遇严重旱灾，粮食总产为98亿公斤外，其他三个年份粮食总产均达100亿公斤以上，标志着山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迈上100亿公斤。
二、单产水平在波动中突破创新
弱质性的粮食生产难以彻底摆脱自然灾害的影响，单产波动在所难免。尽管如此，由于粮食生产结构的不断优化，科技含量的不断增长，粮食单产水平亦在波动中不断提高。1978年前的10年平均亩产为115公斤，80年代粮食平均亩产提高到166公斤，增长了44.3%，其间最高亩产水平达179公斤；90年代提高到188公斤，比80年代平均亩产增长了13.3%，其间最高亩产水平达221公斤，21世纪以来的7年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14公斤，比90年代增长了13.8%，其间最高亩产水平达242公斤。30年中，亩产增幅达86.1%，因单产水平提高，全省粮食总量增加50亿公斤。事实证明，粮食亩产水平已经稳定达到200公斤以上，它标志着山西粮食生产由拼资源、拼劳力的粗放经营向以科技为先导、以优化结构为主线、以管理为保障的集约经营转化，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三、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粮食总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结构也随之得到改变，1984年粮食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首次跌破80%，即由1978年的84.1%降至79.9%，之后粮食作物比重则在80%上下波动。21世纪头五年，粮食作物比重均在80%以下。粮食生产内部亦由传统的种植结构逐步向着科学、效益和理性的方向迈进。
1979年至1994年间，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是追求以小麦为主的细粮生产，小麦种植比例迅速升至并稳定在30%以上，期间玉米种植比例一直徘徊在20%以内，杂粮比重则保持在50%左右。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提升，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逐步被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市场农业所取代，由以高产作物为主的产量型结构逐步向集高产、优质、高效、多样为一体的综合效益型结构转化。小麦生产由于受种植区域限制和生产效益影响，在品质不断提高的同时，面积和比重逐年下降。玉米生产在稳定的市场需求与较高的价格影响下，以其高产、多样、优质、高效的优势持续扩增；杂粮生产在整合资源，提升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朝着区域化、优势化方向发展。2007年，小麦、玉米和杂粮的种植比例为24：42：34，结构调整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玉米持续扩增，对稳定粮食生产功不可没
玉米种植在山西南北皆宜，适种面广，单产水平高，是山西粮食生产的优势所在。1995年以前玉米播种面积一直徘徊在1000万亩以内，种植比例保持在20%以下。1995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洞悉优势，利用和发挥优势，适时实施玉米高产战略。在积极引导农民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的同时，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推出、推广玉米增产适用技术，大力推动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不仅使玉米单产水平突破创新，而且在优良品种的推广方面，适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由普通的食用良种发展到特种专用玉米，包括甜糯玉米、高油玉米、饲料玉米、爆裂玉米等。13年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持续稳定增长。2007年，达1906万亩，比1994年增长了91.3%，年均增长5.1%，占粮食面积的比重由20.5%提高到42%。玉米单产水平稳定提高，近5年，平均亩产已稳定达到350公斤。面积和单产的同向增长拉动了生产总量的大幅度增长。2007年，玉米总产量达64亿公斤，比1994年增长了1.1倍，年均增长6%。至此，山西玉米总产已连续4年达到60亿公斤以上。生产总量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玉米在粮食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对稳定山西粮食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
五、绿色化、特色化、区域化、产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联袂推动了粮食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自90年代中后期，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一方面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着风险日益增大的农户分散经营方式，迫使粮食生产必须走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人们消费理念的营养性、安全性、多样性需求又迫使粮食生产必须做出绿色化、特色化、标准化的选择。党和政府及时认识、顺应和遵循市场规律，在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倡导绿色化、特色化、标准化生产，促进了粮食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迅速崛起，它们上联市场，下联基地，发挥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步把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带入现代市场。按照有“良好生态环境、技术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的要求，全省各地围绕主导产业，突出地方特色，选准拳头产品，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达600多万亩。绿色基地建设较快的长治市，在14个县区中建成74个绿色食品基地，基地面积达300万亩，占到全市耕地总面积的65%以上。忻州市作为山西主要的小杂粮生产区之一，近年来连续开发出忻府区绿色甜糯玉米生产基地、原平绿色爆裂玉米与大杂豆生产基地、岢岚绿色红云豆生产基地、河曲绿色杂豆生产基地以及偏关绿色杂粮生产基地。
伴随着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要求应运而生。2004年长治市率先建立了农业标准化体系，全市25个优势农产品产业区被国家质监总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并已先后收集、整理、制定、发布、实施各类标准721项，其中，长治地方农业标准33项、企业标准20项，初步建立起覆盖农产品各个环节的农业标准体系。目前，全省已有180多家企业的430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在9家国家级龙头企业中，有6家企业的22个产品先后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占到67.7%。省级农业产业化企业中参与绿色食品开发的企业达60%以上。
通过开发绿色食品，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围绕“公司+基地+农户”的绿色产业发展思路，全省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和规模的绿色优势产业带。至此，山西绿色化、特色化、区域化、产业化、标准化在相辅相成的发展中，促进了粮食生产增长方式由单纯的外延扩张向挖掘内潜、提升结构、增强后劲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
纵观山西粮食生产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粮食生产除了受到自然、科技、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外，制度变革是影响其发展的直接动因。它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是两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它是在尊重农民利益、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基础上，从土地承包的权益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型机制。这一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农业生产的复苏、生产潜力的发挥、生产力的进步、农民收入的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以农民普遍占有小块土地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潜力发挥了到了极致。据专家分析， 1984年以前农业增长与发展的46%来自于农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农业生产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几乎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国家改变了原来长期对农产品价格实行计划控制的政策，首先放开了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的价格，并提高了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大为受益，农产品供给迅速增加，质量提升，农业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粮食总量快速增长，经济作物、畜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产品市场改革渐进式发展，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使得农产品面临着更加自由化的国际市场竞争。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迫使政府和农民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采取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采取了更为科学的生产手段、生产方法和更为现代的组织和产业链接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是农业微观经济组织体系的确立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与企业化生产。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步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拓展的农业微观组织体系，使农户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与企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了农业生产竞争力。
四是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农村财政体制改革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以2004年为标志，国家开始实行全面系统的农业保护政策。一方面，加速实行减免农业税费政策，至 2006年，全部免除农业税，从种粮交租纳税到种粮享受补贴，结束了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艰难历程，拉开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序幕，开创了粮食生产发展的新纪元。另一方面，在加大对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的同时，不但增加了农业投入而且增加了对农村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农民也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粮食生产的宏观环境得到空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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