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人地关系深刻制约农业现代化
[第一食品网 2008-1-16 10:22:00] |
| | | 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100多年，国际理论界一直围绕“小农制趋于衰亡”和“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认识分歧争执不下。但在事实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大农场（户）排挤小农场（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因此，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新恢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迄今为止，在中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按户籍管理计算）和2.6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这其中包括了占全国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因此，关于小农制的历史命运话题，一直是中国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
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而且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于是，一些学者试图解释“社会化”与“家庭小规模经营”互相兼容的实践难题。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促使农户这个社会细胞正在发生迅速的裂变，使9亿多农民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化小农”的新阶段。它在为农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压力，使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加不稳定、风险更大、更不具有确定性、更具挑战性的社会之中。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看待当下中国农村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呢？笔者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从总体看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耕地减少的幅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因此仅就人地比率的变化而言，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趋势更加凸显了。比如，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四万万五千万人猛增至2006年末的13.14亿人，净增加了接近9亿人，而耕地总面积却从1957年的峰值23.53亿亩减少至2006年末的18.51亿亩，净减少了5亿亩，人地比率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2006年末年的1.39亩/人（其中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土地对人口最低生存保障0.8亩/人的警戒线）。有的学者提出，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人地比率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过快增长（约占91.83%）和耕地面积减少（约占8.17%）双重因素所致，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主要是由于国家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加（约占82.76%）和人口增长的惯性（约占17.24%）双重因素所致。比如1986年至1995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6789.6万亩，1996年至2006年又减少了1.24亿亩，平均10年间就减少耕地1亿亩左右。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30年，全国耕地资源仍将继续减少5450万亩，平均每年仅各项建设农用地至少需要400万亩左右，今后如何保住“18亿亩耕地”这条生命红线仍是一个大难题。
这说明了在中国特定的人地矛盾约束下，改造传统农业虽然必要，但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它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技术进步条件、人力资本形成、工业化发展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组织变革、制度创新，虽能在形式上改造农业中的土地分散经营形式，但不可能真正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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