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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防治呼唤国家财政支持
[第一食品网 2008-1-12 9:10:00] |
| | | 皖赣鄂三省农业植保情况调查
2007年，安徽、江西、湖北三省水稻病虫害均为严重特大发生，“两迁”害虫（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来得早、虫量大、范围广，为历史罕见。但是，三省主要粮食作物水稻不但没有减产反而略有增加，其中仅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即挽回粮食损失超过130亿公斤，对确保我国粮食连续四年增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种粮农民、植保人员一致认为，具有社会公益化服务特性的专业化防治，由于实行政府担负防治费、农民担负农药费的统防统治，能够将农民从目前一家一户防治困扰中解脱出来，完全可以在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为此，他们呼吁尽早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长效机制。
专业化防治凸显“三大效益”
“现在，防治的次数减少了两次，每亩药费节省了30多元。由于防治效果好，产量也明显提高了，由原来的亩产500公斤增加到550公斤。如果按每斤稻谷0.8元算的话，每亩可以增收80元。这样一省一增，每亩实际增收110多元。”站在堆满稻谷的门口，江西南昌县农民舒基荣为我们算了一笔家庭小账。
按照安徽省2007年开展稻麦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试点情况分析测算，全国稻麦若全部实施病虫害专业化防治，需要人工和燃油费用176亿元、购买农药费用160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只要拿出176亿元埋单病虫害防治费用，农民就将增收540亿元，比例近乎1∶3。
专业化防治不光经济效益明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非常突出。以安徽稻麦病虫害防治为例，如按指标合理施药，全省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量1万吨。按此推算，全国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量10万吨。这对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意义非同寻常。
安徽、江西、湖北三省植保总站站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同样的感触。他们认为：实施专业化防治，有利于把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从稻麦重大病虫防控的组织发动、宣传、督查等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利于农民尽快从对稻麦重大病虫防控的担心、迷惘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重大病虫害防控水平。
“五大瓶颈”亟须破解
调查发现，目前三省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推行的可行性已经成熟，但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分散、规模小、水平低的现状仍未改变，关键问题是缺钱。和其他地方一样，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病虫害专业化防治之所以负重前行，主要是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完善。据安徽、江西、湖北三省植保工作人员反映，我国现行的《植物检疫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存在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他们呼吁国家尽快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保护法》，从法律上明确植保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将植保系统由事业单位重新划归公务员系列，确立植保工作的政府管理职能。
二是植保体系不健全，基层植保体系在机构改革中被分化、弱化。
植保人员反映：现在不少地方的植保单位虽然有工资，但工作经费不足；虽然有设施，但完好率低；虽然有人员，但专业率低。
调查还发现，目前乡镇一级植保体系普遍松散薄弱，不少植保站同农技推广部门混在一起，没有专人专用，有的乡植保站已经到了“点灯（虫情测报灯）没有电费、发虫情预报没有邮费、进村防治没有差补费”的地步。很多经验丰富的植保员在机构改革中被下岗分流，专业人才大量流失，植保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大学毕业生不愿从事植保工作。即便在县、市级植保站，也存在人员少、经费缺、工作强度大等问题。
三是植保技术和手段比较落后。
农业部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目前全国县、市级植保机构中，63%没有植保植检实验室，90%没有固定的观测试验场所；46%没有诱测工具等基本监测检验和数据分析处理设备，已有的仪器设备也大多破旧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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